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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传播标准的学术竞争力与战略规划

  • 时间:2010-03-16 14:51
  • 编辑:王建勤

    一、序言
    自从国家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汉语如何走出国门成为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的一个中心议题。汉语要走向世界靠什么?靠枪,这种历史显然是不可复制的;靠钱,大家的国力有限;当今明智的选择当然是靠标准。制定语言标准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但汉语国际传播的语言标准是需要世界各国认可的国际标准,是买方市场,因此,如何制定权威的、有影响力的汉语国际标准成为大家目前函待研讨的一个新课题。有鉴于此,本文主要探讨3 个问题:( l )语言标准的产品属性与核心竞争力;( 2 )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标准制定与规划面临的问题;( 3 ) 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标准竞争的战略规划与对策。
    二、语言标准的产品属性与核心竞争力
    在常识经济时代,标准竞争是一个企业乃至国家建立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标准竞争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各个领域参与竞争的基本战略。世界各国之所以如此重视标准竞争战略,是因为通过标准竞争可以获得以其他方式难以获得的收益。企业的标准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建立技术壁垒来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因而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竞争性。然而,语言标准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与企业标准有很大的不同。
    (一) 语言标准的公共产品属性
    按照语言经济学理论,语言本身是一种公共产品。所谓“公共产品”,按照萨缪尔森(Samuelson , 1954 )的观点,是指某一消费者对某物品的消费不会降低其他消费者对该物品消费水平的物品。即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是说公共产品对所有社会成员开放,所有成员都可以免费消费;“非竞争性”是指任何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和降低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质量和消费水平。通常,大家用航标灯来阐释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也就是说,任何通过航标灯的船只都可以消费航标灯的效用,无论多少船只分享航标灯的效用,都不会增加边际成本,而且不影响任何其他船只享有航标灯指示功能的效用。本文讨论的语言标准同样具有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即语言标准本身也是一种公共产品。
    语言标准的非排他性主要表现在:( l )语言标准作为公共产品通常是由政府或标准制定机构免费提供的。理论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可以使用语言标准;( 2 )语言标准作为公共产品具有不可分割性。每一个社会成员对语言标准的消费都是对整个产品的消费,个人消费等于全体消费;( 3 )语言本身作为公共产品会吸引不同族群成员的消费,即所谓的“网络外部性”。语言标准作为公共产品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加强语言网络的外部性,提高语言产品的功效。语言标准作为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主要表现在:任何语言教学机构、教学管理部门以及任何学习者对标准的使用都不会对其他语言教学机构和部门以及学习者个体对标准的使用产生限制和影响。前者与后者对语言标准的消费不会构成竞争关系。语言标准的消费非竞争性,为满足学习者需求,为语言推广机构实现社会和经济效益最大化提供了最为有效的手段和途径。
    (二) 语言标准之间的竞争性
    如上所述,语言标准本身作为公共产品不具有竞争性特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语言标准之间不具有竞争性。语言标准之间的竞争性主要表现在语言标准供给和实施的“局部性”和“外部性”的矛盾。一方面,任何一种语言标准的制定和实施都有明确的使用范围,适用于特定的人群。标准实施的功能之一就是“画地为牢”,标准一经实施,在客观上对同类标准的实施和推广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另一方面,有些标准的适用范围往往超出了国家和地区的边界,比如汉语国际传播标准,这种国际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为语言的传播和推广铺平了道路,因而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这种语言标准的外部性与国家和地区语言标准的局部性矛盾必然导致语言标准的竞争性。
    此外,语言标准之间的竞争方式与商业标准的竞争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商业标准通过技术创新形成核心竞争力,通过建立技术壁垒锁定消费者,保护和扩大市场。而语言标准本身作为公共产品对所有公众开放,建立技术壁垒不符合其开放性特点。商业标准的竞争主要是以技术创新为支撑,语言标准的竞争主要是标准本身的竞争。
    (三) 语言标准的核心竞争力
    由于语言标准本身的特点,它不可能通过技术壁垒建立核心竞争力。语言标准的功效主要是通过标准本身对标准的适用者,如语言教学机构以及语言学习者施加影响。而这种效用主要是通过语言标准的学术竞争力来实现的。这种学术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语言标准的学术权威性
    语言标准,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解,是一种学术含量比较高的语言制度或语言制度安排。语言制度,通俗地说,就如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一种社会规约。这种规约是基于语言、语言学习、语言教学、语言评估的规律制定的一种语言制度。这种制度规定了语言学习与语言教学的目标、测量尺度和评价标准,因而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语言标准在本质上应该属于一种语言的社会规约。由于这种语言制度确定了国家语言教育与语言传播总的方向,它不仅承担了巨大的社会承诺和责任,而且也具有巨大的危险。(Pual Sandrock , 1997 )因此,语言标准研制的学术含量,语言标准发布机构的学术资质,是构成语言标准学术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2 .语言标准的理论创新
    语言标准是一种以理论创新为基础的语言资源。这种资源开发的理论创新是构成语言标准学术竞争力的核心。企业标准以技术创新这种资源来形成核心竞争力,语言标准则需要通过理论创新这种资源使标准发挥效力,从而形成学术竞争力。另外,基于理论创新的语言标准应该具有全球化的学术视野和前瞻性,从而引领世界语言教学发展的新潮流。
    早在上世纪80、90 年代,欧美一些国家就已经开始为新世纪的到来,为下一代着手制定语言教学发展的蓝图。如美国《 国家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 (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 , 2006 )、《 欧盟外语学习、教学与评估共同参考框架》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 Teaching , As - sessment , 2001 ) ,这些耗费十几年时间打造的语言标准充分体现了其教学观念的前瞻性和国际化视野。这些语言标准资源的开发显示了欧美国家在语言标准制定方面雄厚的学术实力和学术竞争力。
    3 .语言标准的社会效用和经济效用
    语言标准的学术竞争力取决于标准的社会效用和经济效用,是国家软实力的具体体现。一方面,语言标准是实现国家语言战略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国家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美国的21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直接服务于美国的“关键语言战略”,以保持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使美国继续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而培养人才为目标;英国的外语学习标准则以培养21 世纪在全球化竞争中具有竞争力的世界公民为目标;欧盟的共同参考框架的政治目标则是为了欧盟保护欧洲多语多学问资源,增进欧盟更加紧密的团结。很显然,这些标准在促进国家、地区繁荣和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总之,由于语言标准本身的特点,其核心竞争力是由标准的学术权威性、标准的理论创新与巨大的社会效用和经济效用构成的。汉语国际传播的语言标准只有具备上述竞争力,才能使汉语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三、汉语国际传播标准制定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一)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标准研制的历史与现状
    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语言标准研制,以国家提出汉语国际传播战略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汉语国际传播之前,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语言标准研制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汉语水平考试的推广密切相关。这个阶段,由于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对外汉语教学标准的研制基本上是以语言要素和语言技能为纲。1988 年,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制定了我国第一部语言教学与测试标准,即《 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 (试行本)。1992 年、1995 年,国家汉办组织研究人员先后对1988 年的“试行标准”进行了修订和完善。这一标准将语言能力分为5 个等级,并根据言语交际情景( “话题内容”)规定了每个等级应该具备的语言常识(“语言范围”)和语言技能(“言语能力”)。这一标准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理念。无论是教材、教法还是测试,都强调语言常识和技能的重要性,以语言常识和技能来定义语言能力。由于大家普遍接受常识与技能是可以转换的,因此,在实际的教学中,汉语教师更注重语言常识的系统传授,即语言要素的系统教学。
    上世纪90 年代,受Hymes ( 1967 ) “语言交际能力”(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 和Bachman ( 1990 ) “交际语言能力”(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bility ) 理论的影响,对外汉语教学界开始关注汉语学习者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国家提出汉语国际传播的语言战略之后,在语言交际能力理念的影响下,国家汉办目前已组织编写了“两个标准”、“一个大纲”,即《 国际汉语能力标准》 、《 国际汉语教师标准》 和《 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 。《 国际汉语能力标准》 是“引导国际汉语教学的纲领性文件”, “可作为制定国际汉语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和测评汉语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参照标准”。这就是说,该标准是制定其他标准和大纲的基础。那么,这个标准的框架和内容的设计上有哪些特点呢?
    该标准在“说明”中指出,《 标准》 “以交际语言能力理论为引导,注重语言的实际运用”, “以‘能做某事’作为语言能力描述的出发点,真实反映语言的实际运用”。显然,该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语言交际能力的关注,这是新标准在教学理念上的一个进步。但是,仔细审视该标准的框架和内容设计,大家发现,该标准的国际汉语能力描述仅包括语言能力,没有涉及交际语言能力的其他因素,如社会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
    该标准的另一个特点是,标准从汉语能力、交际方式、理解与表达3 个层面来描述和定义学习者的汉语能力。尽管该标准对语言能力的描述涉及3 个层面,但是,在第3 个层面,即评估的具体标准上,学习者的语言能力依然被分解为听说读写4 种孤立的技能。至于标准框架的三个层面各自的功能和三者之间的关系,该标准未作详细阐述。从汉语国际传播战略提出前后汉语能力标准研制的历史与现状可以看出,新标准与旧标准最大的不同,就是教学理念的不同。新标准强调语言交际能力,强调语言的实际运用。但是,大家不得不承认,就整体而言,我国汉语国际传播的语言标准建设还有一些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还有许多挑战需要面对。
    (二)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标准研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上述分析表明,与国外外语学习标准相比,我国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标准建设无论在标准研制的理论基础,还是标准设计的体系以及标准的战略规划上都还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其学术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大家认为,汉语国际传播标准要进一步提高学术竞争力,需要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深人的思考。
    1 .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标准研制的理论基础
    关于语言标准研制的理论基础涉及两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一是语言技能与语言能力的关系,二是语言技能与交际能力的关系。
    按照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语言能力是由语言常识和技能构成的。也就是说,语言能力可以分解为语言常识和语言技能。这一观点代表了上世纪50 、60 年代的语言能力观。但是,这种语言能力观在70 年代遭到许多批评和挑战。学者们认为,由于受结构主义的影响,这种语言能力观只注重语言行为的描写,不注重语言能力的说明;只研究语言本身,不注重与语言有关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王佶旻,2005 ) Bachman ( 1990 )认为,这种语言能力观“更为严重的局限在于它忽视了语言使用的环境,即话语和语境”。 基于这种认识,大家来看看《 国际汉语能力标准》 是怎样描述语言能力的。通过《 标准》 说明,大家可以看出,该标准虽然强调语言的实际运用,以“能做某事”作为语言能力描述的出发点,但该标准的框架和内容从描述的起点到落脚点仍然是听说读写4 种技能。其理论基础依然是以常识与技能为核心的语言能力观。就这点而言,与旧标准相比,新标准的理论基础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关于语言技能与交际能力的关系问题,按照Bachman ( 1990 , 1998 )关于“语言交际能力模型”(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bility )的阐述,其语言能力并不包括语言技能。语言能力仅仅是组成其交际能力模型的3个组成部分之一。显然,不能将听说读写4 种技能等同于语言交际能力。按照《 国际汉语能力标准》 的说明,其主旨是要通过学习者的汉语常识和技能对其交际能力进行分级描述。这说明,该标准在语言交际能力结构的描述与阐释上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技术层面讲,语言标准是对学习者或语言使用者语言能力进行测量或评价的标杆和尺度。这种用于测评的标杆或尺度需要依据某种理论来建构。因此,任何一种语言标准的建立,需要对这种测评尺度的构想效度作出详细的理论阐述。如果这种构想效度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就难以保证语言标准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在这方面,欧美国家的外语学习与教学标准研制的经验值得借鉴。美国21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通过3 种交际模式,即“人际交流”、“理解诊释”、“表达演示”,来阐释语言交际能力。这3 种交际模式是比传统的听说读写4 种技能更为丰富、更为自然的交际方式。Brecht and Walton ( 1994 )认为,3 种交际模式强调的是交际的环境和目的,而不是孤立的某个语言技能。这种交际模式的设计能够充分体现语言的交际原则。此外,欧盟的CEF 标准在听说读写4 种技能的基础上,在口语表达中增加了“互动”和“产出”任务,也较好地体现了语言表达的交际性原则,使语言标准的设计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
    总之,无论是美国21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还是欧盟的CEF 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欧盟的CEF 标准不仅提供了详细的语言能力的测评尺度和标准,而且对标准建立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深人的阐释。与欧美国家语言标准建设的学术实力相比,我国的汉语国际传播标准的设计,以及对标准理论依据的阐释尚显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语国际传播标准的学术权威性和学术竞争力。
    2 .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标准设计的体系
    就语言标准的设计而言,标准设计的目的不同,标准的类型也不同。不同类型的标准具有不同的功能。制定语言标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引导语言教学、教材编写以及对学习者语言能力进行测评。因此,语言标准的设计应该建立科学的标准体系。从语言标准的功能和可操作性角度来看,汉语国际传播标准体系的设计至少应该包括3 种不同类型的标准,即“内容标准”( content standards )、“能力标准”( performance standards )和“水平标准”( proficiency standards )。“内容标准”规定了学习者应该达到的总体目标,这些目标应该包括学习者“应知应会”的具体内容。内容标准是制定教学大纲,确定教材编写原则以及语言测评所遵循的基本标准。美国的21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就是典型的内容标准;“能力标准”是在内容标准的基础上规定学习者应该达到的具体目标,其功能主要用于评价学习者语言运用的能力,即评价学习者对内容标准所规定的常识和技能运用得怎么样。这个标准为教师评价学习者语言运用能力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工具。美国外语教师学会制定的《 K 一12 学习者语言能力指南》 (ACTFL Performance Guidelines for K 一12 Learners , 1998 )正是与21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配套的能力标准。“水平标准”用更为具体的量化指标来测量学习者语言运用所达到的水平和程度,如《 美国外语教师学会水平标准指南》 ( The ACTFL Proficiency Guidelines , 1986 )。这3 种标准具有不同的功能,构成了基于内容标准的测评体系。相比较而言,我国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标准在标准体系的设计上尚显不足。一方面,汉语能力标准设计不仅没有区分内容标准、能力标准和水平标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3 种标准的区别;另一方面,由于汉语能力标准设计在功能上没有区分这3 种标准,因而无法建立基于内容标准的测评机制,标准的可操作性比较差。
    此外,汉语国际传播标准设计缺少统一的理论框架和衔接机制,标准之间缺少内在的一致性,形成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局面。这势必影响国际汉语标准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削弱了标准的学术竞争力。
    3 .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标准设计战略规划
    汉语国际传播标准的设计应该体现国家语言传播的战略,为国家语言战略目标服务。因此,汉语国际传播标准的设计需要长远的战略规划。但是,目前我国汉语国际传播标准的研制缺少统一规划。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问标准设计战略缺位。纵观欧美国家语言标准的设计,他们非常重视学习者跨学问交际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视学问标准的设计。这与欧美国家的语言战略密切相关。2005 年美国全国语言大会“白皮书”( 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 )曾指出:“大家的构想是,通过外语能力和对世界学问的了解,使美国成为更强大的全球领导者。”美国国会前议员Rich Lazio(2004)更直言不讳,他认为:“全球化并没有带来英语的全球化,说英语的人仍然是少数。美国要想获得经济上的持续发展,要想生产吸引世界的产品,并通过有效手段将产品推向世界,必须具备强有力的外语能力和理解他国学问的能力。” 为此,美国21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中增加了“学问标准”,而且明确说明,语言标准要服务于国家语言战略。既然欧美国家如此重视学问标准,作为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在标准设计上增加学问能力标准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语言传播的目的无非是增进世界对中国学问的了解,赢得世界各国对中国学问认同。因此,学问标准设计的战略缺位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二是标准适用范围过于狭窄。《 国际汉语能力标准》 在“说明”中指出,“《 标准》 面向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从而明确了该标准的适用范围。然而,问题是“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这一概念大大限制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因为该标准沿袭了Elli.R( 1994 )的观点,即把那些在汉语为非母语的国家学习汉语的学习者定义为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如法国人在法国学习英语,英语是作为外语来学习的。如果沿袭这种观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被排除在标准的适用范围之外,同时也排除了海外华裔汉语学习者。在此,大家有必要再次澄清“汉语作为母语”、“汉语作为外语”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这3 个概念之间的区别。首先,“母语”是指学习者的本族语。对于海外华裔学习者,无论他出生后说的第一语言是什么语言,汉语都是他的母语。汉语并不因为他出生后说的第一语言是其他语言而变成外语;其次,按照VanPatten ( 2003 )观点,根据语言学习环境来区分“外语”和“第二语言”是一种误解。“第二语言”是指学习者学习的除其第一语言之外的任何一种语言。也就是说,第二语言是根据习得先后顺序来定义的。因此,对那些汉语为非母语者,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学习汉语,按照时间顺序,汉语都是他的第二语言,只是学习的环境不同。在中国,汉语是在“第二语言环境”( second language context )习得的,在美国,汉语是在“外语环境”( foreign language context )习得的。换句话说,第二语言与习得环境无关。由此看来,《 汉语国际能力标准》 在标准适用的范围上,忽略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忽略了海外华裔汉语学习者。汉语国际传播如果忽略了占全球汉语学习者70 %左右的华裔汉语学习者,这不能不说是国家在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标准体系规划上一个重要的战略疏忽。
    三是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标准规划缺少竞争意识。如前所述,语言标准作为公共产品,无法通过技术壁垒形成竞争力。但在标准林立的今天,语言标准的实施和推广必须具有竞争意识和参与竞争的手段和途径。因此,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标准除了提高自身的学术竞争力之外,还应该利用标准的开放性特点,尽可能扩大标准的适用范围。因为,语言标准的消费者规模直接影响语言标准的竞争力。另外,语言标准竞争需要国家从战略上进行规划,必须建立与标准相配套的推广措施。而目前的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标准与国内外语言教学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师资认证以及与语言测试的衔接均无明确的规划和实施措施。那么,汉语国际传播的语言标准难以逃脱被束之高阁的命运。综上所述,大家必须认真对待汉语国际传播标准制定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不解决,国际汉语标准就难以形成竞争力,汉语走向世界将更待时日。
    四、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标准的战略规划与竞争对策
    鉴于语言标准的公共产品特性,以及汉语国际传播标准制定与实施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汉语国际传播标准必须加强战略规划,提出标准推广与竞争的对策。
    (一) 加强标准体系的战略规划,提高汉语国际传播标准的学术竞争力
    语言标准竞争力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而且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标准研发机构的学术权威性,标准研制的理论创新能力,标准的推广机制等等。针对目前汉语国际传播标准研制面临的问题,首要的任务是加强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标准体系的统筹规划。首先,要凝聚对外汉语教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力量,在深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语言能力为核心的内容标准,与此同时,建立以内容标准为核心的语言运用能力的评估标准,以及与之配套的以汉语水平测量为目的的水平标准。这个标准体系的建立,将为海内外汉语教学课程设计、汉语教材编写以及汉语水平测试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估机制和测量标准。其次,汉语国际传播标准的设计应与其他相关标准配套,如面向华裔的汉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标准,面向中小学汉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标准,面向汉语师资培训的项目标准以及汉语教学与课程标准等。这些标准体系的建立将大大推动汉语国际传播标准的实施,将实实在在地推进汉语走向世界。
    (二) 建立汉语标准联盟,扩大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标准的使用范围
    汉语国际传播的语言标准作为公共产品无法像商业标准那样通过技术壁垒或技术转让以及产品专利的方式获得收益,但是,汉语国际传播的语言标准可以充分利用公共产品的开放性和非排他性,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国际汉语标准,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欲达此目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国际汉语标准联盟。国家可以通过政府间的合作,教学管理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协议建立联盟关系,在联盟范围内实施和推广国际汉语标准。与此同时,为联盟机构提供使用国际汉语标准的配套产品和服务。如基于国际汉语标准研发的汉语教材、课程设计、师资培训以及语言测试等项服务。随着联盟的不断扩大,逐步提高国际汉语标准的竞争力。
    (三) 建立标准兼容机制,促进国际汉语标准推广的外部性
    商业标准可以通过技术壁垒垄断市场,相反,语言标准作为公共产品会充分利用其开放性达到市场覆盖的最大化。但是,由于同类语言标准的地区性和局部性,限制了语言标准消费市场的最大化。那么,汉语国际传播标准怎样才能实现消费市场的最大化呢?商业标准竞争的经验为大家指明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即语言标准的兼容机制。欧美国家语言标准兼容做法值得大家借鉴。如美国外语教师协会的语言水平标准以及欧洲语言测试委员会的ALTE 参考框架都以美国外交学院的ILR 能力量表为参照,建立了相互兼容的机制,从而使基于不同水平标准的测评结果进行转换和分数说明。国际汉语能力标准虽然是一个国际性的标准,但是,如果希望利用这个标准一统天下是不可能的。因此,汉语国际能力标准也应通过兼容机制与国外的外语学习标准,特别是汉语学习标准建立衔接机制,通过这种技术联盟实现国际汉语标准外部性的最大化。
    (四) 建立国家语言标准研究与规划机构,提高国际汉语标准的权威性
    汉语国际传播标准的研制水平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语言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是实现国家语言战略的重要手段。国家语言标准的制定与颁布是一种国家行为,这不是一般的研究机构所能胜任和承担的。因此,建立国家语言标准研究与规划机构,有助于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标准研制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国内对外汉语教学、海外汉语教学以及海外华语教学领域语言标准制定的统筹规划,有助于汉语国际传播语言标准学术竞争力和权威性的提升,有助于国家语言战略正确、有效的实施。

 

    原文刊登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0年第一期
  (本文编辑为fun88手机登入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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