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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拼音与识字无关

  • 时间:2009-11-16 11:37
  • 编辑:林待秋

    主题词:汉语 汉字 拼音

    汉语拼音(Chinese phonetic alphabets,Chinese Pinyin),是一种汉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汉语普通话拼音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如同任何文字一样,汉语普通话拼音方案一经国家法律认可,便牢牢占据了相对的统治地位。
  在欧洲物质学问的影响和殖民亡国的威胁下,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中国学者因为奈何不了皇权(或忠于皇室)与满族贵族政治学问专制而反怪罪于汉字,即认定汉字落后故而国民教育不振,国民教育不振故而国弱,国弱故而挨打。似乎,使用5000余年汉字的华夏民族,虽然在2000年的世界文明史里曾长期领先世界,一时间落后了(任何文字均有其长短),而受到“汉字不灭亡,中国必亡”的恶毒诅咒,非要去汉字而实行拉丁化而后快。除鲁迅外,再举一人说明: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第四期上著文《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提出“废孔学”、“废汉字”之主张:“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还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进而提出:“废汉文之后”,“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语)”。这种言论到了自信不断恢复的当代中国,显然如过街老鼠了。世人皆知孔子为万世之圣人,其阳刚之进取已成世界文明要义,可以救这个物质纷争的世界;老子之道为阴柔之进取,可以兼孔教之不济,取大道而至治。至于汉字,非但未灭,反而日益简洁有效,有乐观者甚至提出世界文字或以汉字为蓝本的说法。但钱之激进,并混汉语与汉字为一谈的搞法,造成的恶果是十分严重的,因此再次揭开旧窑以示警醒。我想,汉语拼音方案之所以现在还保留,多半是实行汉字拉丁化未果而折衷的一个“面子”方案。但其结果是导致国人从此多学一套文字。由于汉字未灭,拼音学了当然即是无用,一无时事阅览之便,二无典籍研究之利。
  汉字使用以来,出现过多种注音方式。事实是,最早使用拉丁字母为拼音方案前,拼音方案即存在几千年了。详细探寻各种历史上存在过或现存的种种拼音方案,有助于认清历史,知其来龙去脉,功过是非,孰短孰长。
  中国语言文字历史素以“文白分野”为史实,即听说一套,为白话,读写另一套,为文言(其实与欧洲各国历史相同,文通语不通)。如无注音之法,则文不通语,语不通文,人类无法交流、生活而取长补短,进而无学问、文明之进展。然而汉字形、音、意自成体系,早已规范,注音之法早已有之,行之数千年。何法?一为直音,二为反切。直音,即用同音汉字注另一汉字的音。如以“同”注“铜”音。反切,即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上字取其声,下字取其韵与调。如以“河干”注“汉”音。主张弃此“旧法”的学者认为此法是“心中切削焊接法”(周有光),用起来不方便。的确,在文字崇拜或文字至上(由神鬼所制,不得更改)的古代社会,各朝各代与现代人动辄废文改字的革命行为不同,均不以立法规定切字到底有多少,即几近90%的形声字到底应由多少“切字”来“直切”或“反切”,以致想怎么切就怎么切,更有少数文人为卖弄知识专找生僻字切,一旦别人掉进陷阱,便哈哈大笑。切字随意,这即是此种注音法之真正落后之处,但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此法未损汉字形、音、意之统一。凡有见识的语言文字学家,均认为汉字之简洁,体系之完备,用法之灵便,文法之简单,均赖于其文字之直观而体系之完整规范,故其生命长于世界任何古老文字。因此,如果今人“片面、静止、孤立”地研究一批用于直音法与反切法的汉字,施以法规规范,殊为可取。如此,一则不损害汉字形、音、意之完整性(即无需引进一套外文系统),二则可杜绝切字之随心所欲。如同日本人吉备真备选50楷书汉字偏旁造片假名之法,并未引入拉丁文字而解决注音问题。
  唐代学者守温通过分析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规律,创制了描述汉字语音的36字母,并用汉字来表示声母与韵母。此法即与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做法如出一辙。但近代学者在西化的学问革命热潮中,全盘否定其取汉字制字母之法的价值,十分惋惜地认为此举居然未能进一步将36个汉字字母发展成拉丁文字。殊为奇怪。
  500年前,我国部分穆斯林少数民族中也使用一种“小经”文字,以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字,同样也有36个字,这即是最早的“现代意义”的拼音注音文字。此法如同中国初学英语者,常常用汉字来注英文,如将“morning”注为“摸令”或“摸您”,“小经”字母的意义即是如此而已,却被主张拼音化的学者认为是历史性的进步。
  明代末年,西方传教士来儒佛道盛行的中国传教,感于传教之甚难,为了快速识得汉字而注拼音,由于一字不识自然不会习惯“随心所欲”的反切法,同样是不自觉地用自己的字母来拼写汉字、中文。举例说明,用拉丁文注成的“gron gron shia gu, sreh gal die diu”,你知道这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吗?这即便是换了个兼通拉丁和汉文的洋人来看,也是不知道的(所以后来,中国学问拼音化--即灭汉字而用拼音,试行局部即行止步了,毕竟亡文、亡国、亡种的事情不会行得通的)。后来,拼写的洋人多了,自然就想总结成书,以备其他洋人所用。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编写的《西字奇迹》,即是开西方字母文字注汉字之先河。近代多数中国学人又总结其为再次重大进步。这种以西方人或西方学问为价值取向的立场,即是戴上了人种的有色镜,一旦如此,就难免做如是结论了。后来,随着西方人的进入或侵入,给汉字注字母的人自然就多起来了。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汇成一本注成拉丁拼音的汉字汇本,这本书应可以看做是我国大陆现代“汉语”字典的鼻祖吧。所以,汉字的拼音化在史实上实质是殖民主义的结果。
  由于其时中国国力尚鼎盛,《西字奇迹》和《西儒耳目资》虽分别在北京与杭州正式出版,却在后来的两三百年间,只能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中国人为之喝采,中国人还是继续其“随心所欲”的反切大法。足见,文字与学问,国力至少是其重要基础之一,几无先进落后之别。1815年到1823年之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后又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本字典的名字应该是非常准确的了,用了“中文”二字,并未如现代国内多数字典,“语”、“文”不分,明明是汉字字典,却基本误用为“汉语字典”),字典中用其设计的拼音方案拼写广东话,这应是世界上最早的汉英“字典”了,但其使用限于南方局部通商口岸,且皆用于传教。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 F. Wade)出版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称。西方传教士创制的这些拼音方案,一则为自己学习汉语(实为某一方言)所用;二则为其在华“传教事业”服务,本无多少语言文字进步意义,却被持偏见的学者们认为是一大进步,欣喜于其方案离汉字拼音化革命目标越来越近了。
  所以,最近在网上偶见《老愚的BLOG》有载:“昨天下午,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在谈及国学普及时,他说了一番意见。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学问的信息都在那里面;二、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大家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越南文字拼音化之后,头戴帽子,脚穿鞋子,很滑稽。季先生着重谈到当年简化汉字时,把“皇后”的后与“以后”的“后”弄成一个字所带来的遗憾(把“听”简化为“听”也令人匪夷所思,如此恶搞,不复一一枚举);三、古文今译是毁灭中华学问的方式,必须读原文,加注释即可……”。闻之实则鼓舞,然鼓舞之余,又黯然伤神,此言若是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早出,并达主席之耳,可能也不会多出一套文字来让几十代人受累,进而免让喜爱中国字的外国人一并受累呢!实属晚矣。
  诚如季老所言,古人识字无需拼音,今人亦然。中国城市儿童在小学前,少者识字过百,多者识字过千,均无知于“a、o、e”之属。我儿四岁时,看图画书随意识字也早过500。外国儿童入小学前大体也无需先学“[a]、[o]、[i]、[e]”之属而识词过百。中外儿童如何识字?看图识字耳。既然拼音也是老师或妈妈教会的,对于无知的学前儿童而言,汉字和拉丁词,同样可以看图或由老师妈妈们教会识得。进入小学,拉丁文既然规定了用拉丁字母标音,就让欧洲孩子学这套拼音字母好了。中国儿童直观识字,国家既规定了汉字为国字,为什么不能用汉字学汉字呢,为什么不能如儿童先识字母再学词句那样,先学汉字“部首”、“声旁”(切字),然后再识字呢?其道不同乎,还是中国人种低劣乎?
  百思不得其解。
  为汉语普通话者,或为汉方言者,规定了用汉字注音也可识读,规定了用阿拉伯文注音也可识读,规定了用日本文字注音也可识读,规定了用拉丁文字注音也可识读,如果日后国家受人唆使再规定用“爪哇国”文注音,同样也可识读。关键是,这种规定是否损害了既有文字,影响了一种学问的历史发展,造成了负担(对于有语言无规范文字的古代日本,实无所谓损害)。文字是强制物,一则靠强制,二则靠长者教习。什么“拼音文字先进”、“汉字落后”,实际是说拉丁诸国先进、人种优越耳。历史上,中国人已经造出宣纸来了,西方过了快一千年才会造,而且是通过阿拉伯人间接学会中国的技术。那时,为什么没有有识之士让欧洲人用汉字注拼音,就像日本人用汉字造片假名一样?由此,文字的优劣,约定、强制使然,无先进落后之别,夫为学问投降主义者无学问自信而随心所欲改之。所以,近现代仅辜鸿铭、陈梦家、唐兰等几人之犟,无足以济事,汉字还是穿上了洋衣,许多汉字改残废而难认了(对小学生的识字调查表明,认繁体汉字的时间是认独体汉字的时间的50%,原因是繁体汉字有结构,认而不易忘。当然,个人同意改少数汉字,但应按汉字形意规律改,不可擅改)。

  今人应用汉字注汉字,用汉字教汉字,惟为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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